潘绥铭，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他在国内率先开设了性社会学课。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问世，现有15本专著，3本译著。

      潘绥铭颇为彪悍。从红卫兵、农场工人、工农兵中专生、机关小职员到人大的社会学教授，他一路走来，充满传奇。23年前，他第一次在高校开设性社会学课，听课女学生骂他“脸皮厚”，一位极有资历的教授对他不屑一顾；11年前，他“只身闯入红灯区”调研，与小姐们同吃同住。当时，在很多人看来，他的行为惊世骇俗，他的观点石破天惊；现在，他的研究，他的学术，逐渐被人认同。

      他自称“省级”侃爷——“国级”侃爷的头衔，他说非他的同事周孝正莫属。这位“省级”侃爷一边在咳嗽中吞云吐雾，一边和我们谈性，听起来颇为过瘾。 

      性革命已经成功

      问：您研究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怎么判断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了呢？

      答：我们在2000年和2006年分别做了两次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发现在中国人6年之内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看性关系的变化。“多伴侣”的比例，在2000年只有16.8%，大约1/6；到了2006年变成了24%，接近1/4。再看婚前性行为，未婚者的发生率，在6年之内从32.6%增加为51.4％；已婚者性行为发生率，在6年中从32.9％增加到42.3％。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急速的变化，这就叫做革命。

      为什么说性革命成功了呢？首先从数据上来看，在短期内增长到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步，不再是革命时期的情况了，而是一个成功状态。第二个依据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舆论上大反对，道德法庭审判，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正规的传媒上，政府已经不管了。它已经没有了敌人，敌人被打垮了。

      问：那个敌人是什么？

      答：在学术上，我把它叫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历史上一直都有，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跟通常说的禁欲主义区别在哪儿？它并不禁止性行为，不但不禁止反而是鼓励夫妻过性生活，《诗经》云，君子之道五日一御（一个好男人至少5天要过一次性生活）。它讲究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性存在。一个男人有28个小老婆不叫淫；但是偷偷出去跟外人偷情，就叫淫。禁欲主义最反对的是快乐主义，认为人的行为必须要根据一个更加高尚、更加抽象的社会目标。中国的性文明到今天最大的突破就是，不会再为了一个抽象的社会目标来制约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