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

　　事实上性病并非如宪政制度那样乃西方专利，在中国，它也有着久远的传统。清代同治皇帝据说就死于此类疾病，不过，因是皇家隐私，为尊者讳，悬疑至今。而早期“海龟”方鸿渐，揣着假文凭回到祖国，然后被邀请去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就是《鸦片和梅毒》。

　　词语的革命

　　安全套以非药物的形式阻止受孕，主要用于在性交中阻止人类的精子和卵子结合，防止怀孕。此外，也有防止淋病、艾滋病(HIV)等性病传播的作用。

　　这个东西在西方叫Condom，无需分辨，毫无歧义。但作为和洋火洋钉一样的舶来品，在中国早先却被纯洁地称为“避孕套”。我想，生育的计划性及其制度或许才是“那个玩意儿”被命名为“避孕套”的起因。但事实再三证明，这项被列为法令的严格制度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和大大小小的漏洞，一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所戳破的那只避孕套，他的弟弟是偶然性的生命，却又与“谋求缝隙中的生存”获得了某种必然的一致。与其说“超生游击队”是和计生委在展开斗争，不如说宋丹丹和黄宏在避孕套蔚为壮观如大典气球(或结扎)的广阔背景下也是在"谋求缝隙中的生存"。

　　请勿超额怀孕！避孕套如是说，口号响亮，也仅此一句。确实如此，据说那时候人民的性生活十分简洁，完全无需考虑后一种防范作用。可惜门窗时代打开了，除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也有蚊虫和苍蝇闯入，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线杆上才开始张贴一些让人脸红的性病广告。同时我们也发现，确实有一些埋首疾行的人在深巷中按图索骥，寻找传说中的“老军医”帮助他/她解决难言之隐--谁叫当初“一洗了之”的那瓶液体还没有投入生产的呢。

　　事实上性病并非如宪政制度那样乃西方专利，在中国，它也有着久远的传统。清代同治皇帝据说就死于此类疾病，不过，因是皇家隐私，为尊者讳，悬疑至今，花柳、梅毒，抑或艾滋，莫衷一是。早期“海龟”方鸿渐，揣着假文凭回到祖国，然后被邀请去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就是《鸦片和梅毒》，都是“国粹”。

　　性病，尤其是艾滋的感染人口在中国正呈曲线上升态势，出于现实考虑，“安全套”作为新名词覆盖了“避孕套”，它的科学性在于时效性。这是一次识时务的词语革命。值得注意的还包括，前者不仅针对防病而言十分在理，对避孕而言也名副其实。所谓“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简直堪比地震。还有更可怕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这项古老的连坐制度危机群体生存，有了个套套，大家或可放心许多。当然，这些口号源于穷乡僻壤，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过眼下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也使得安全套必须大行其道，即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结婚生育的巨大支出所造就的生育恐惧，逼迫育龄男女对生育必须持慎之又慎的警备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