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婆、丈夫的愚孝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不能不为之叹。当然，歙县节烈之风大盛，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清之际，歙县宗族势盛，义学普设，“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这些县塾、私塾、书院请名儒讲学，灌输程朱理学，“明人伦，正风俗，崇孝悌，励廉耻”，千百年来，封建礼教潜移默化，影响颇深。

　　其次，郡守邑令大力褒奖贞节。《歙县志》上记载贞节妇女事迹后，大都附有郡守邑令或文人儒士的颂赞，如“邑令为作传”、“郡守给额贞寿门”、“邑令旌其门”、“郡守题其墓”、“监司郡守咸旌其贞”……这无疑导致妇女们争相仿效。

　　第三，祠堂族田的支持。歙县一带，明清时商贾甚众，足迹遍天下，户户藏金甚丰，这些徽商长期在外，尤其注重妇女的贞节。他们出资修建祠堂，购置族田，凡“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等，均可供衣食住行。这就在经济上资助了贞节习俗的流行。

　　第四，缙绅所起的卫道作用。歙县宋明清历代出了不少进士以及官职显赫的达官贵人，他们辞官返乡后，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以他们在乡里的威势褒贞节，斥贬不遵礼教者，如对改嫁者“加以戮辱，出不从正门，与必毋令近宅，至穴墙乞路，跣足蒙头，儿群且鼓掌掷瓦石随之”。

　　第五，历代女教书，如《列女传》等熏陶的作用。许多女子听讲列女传，暗中盟志效法。

　　这些名垂青史的贞女节妇，这一座座森严冷酷的牌坊，正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