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自己变成怨妇，她也学着在外面找别的男人，反正她是单身呢。他也好几次劝她找男朋友呢，大概怕她有一天要缠他。男人找了几个，她都不是真心喜欢，和他们上床就像自己被侮辱一样。最终她还是和他们断了来往。却把他们的照片都留在客厅里，等他来了给他看。

　　有一天说到如果自己要死了，生命还有3天，这3天可用来做什么？他在电话里，幽幽地说会把她请到自己的身旁，介绍给老婆孩子，告诉他们自己生命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最后的3天要和她度过。她听了眼睛有些湿，嘴里却说：“你现在都做不到的，放到要死的时候做什么？”说完这句话，她蓦地明了，原来他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握着电话彼此思念，放下电话各自睡觉。

　　原则分析：

　　当情爱演变成灾难，总是因为至少有一方不理智，要把情爱的浓度往前推，推成婚姻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的保障。情儿最终成敌人。想得透了就会像她一样，一直观望，保持第三者的清醒与距离。虽然这种情形听起来总有点苍凉。

　　四、《新周刊》五问李银河：性，法律和道德各自管好分内的

　　她是一个窗口，可清晰窥见国人对于性所秉持的态度。她的一次次大胆言论，引发口头上网络上的激烈论战，是衡量当代人性观念的时代指针。

　　文/陈艳涛

　　一个下午，李银河要接待三家媒体。“一直就是这样，没有消停过。”匆忙赶回家接受电话采访时，她回头，无奈地总结说。在李银河这里，新闻从来是有热度的，她，也永远聚焦在公众的视线之中。

　　李银河形容郑渊洁是“非常坦诚，清澈见底，是个好人”。前两个词用来描述她自己倒很合适。前段时间，有个媒体形容她：“外表有多规矩，内心就有多不羁”，我问她自己是否认同，正努力配合摄影师照相的李银河笑了，“呵呵，说得挺有意思的，好像就是那么回事儿……”年轻时，在其他女同学都宣称自己完全不懂太监是怎么回事时，她羞答答地承认：我可能是知道的。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完蛋了”。几十年后再回忆起这一幕，她哈哈大笑，即便是现在，她也没有弄清楚，原来女人是有些曲折幽深的心思，中国人是习惯了城府和含蓄的，她幸运地成长在一个“善意的环境”里，所以至今仍是个“坦率的人，喜欢实话实说”。

　　但2006年7月，她对自己的这一个性发生了一点怀疑。24日这天她博客的标题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时隔3个月，再问起她那天的真实感觉，她想了想说：我非常的沮丧。而且觉得他们不配我为他们去如此呼吁！

　　被网友封为“孤独学者”，坦言“我这个人比较敏感”的李银河，几年来，想必“心情郁闷”的时候不少：

　　2005年8月，她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

　　2006年3月，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仍表示继续提交。

　　2006年两会期间，她提出“采访15分钟内免费，一小时以上按每小时500元收费” 。

　　2006年7月，在南京演讲时，发表“自愿聚众淫乱不违法”等观点，引起媒体和网民热议，争议四起……

　　她的上述言论最终惹来了人们对于她个人私生活的无限关注。在一段时间里，李银河接受的采访里，被问得最多最直接的问题，是关于她自己，你是否是同性恋？如果王小波婚外恋，你会怎么样？你自己是不是能接受虐恋、聚众淫乱？……她都老实回答了，事后又“觉得很后悔”，在面对媒体时，她觉得自己“还是太天真，没有防范意识”。

　　在博客里有高人向她指点说：你有权利对私生活保持沉默。她才像猛醒了似的，觉得“很有道理”，从这时起拒绝回答有关她隐私和王小波的话题。相对于国外那些不仅以学术，也以惊世骇俗、多姿多彩的个人经历闻名于世的性学者，李银河觉得自己“还不太怪，太正常了”。

　　“中国现在就属于压抑太多的社会，许多人的欲望受到压抑。中国人哪，我在为你们各种各样隐秘的欲望辩护啊。可是，这个辩护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 有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没有写中国人有性权利来反驳李银河。“但是这个和宪法里没有写你有吃饭的权利是一样的啊。每个人必然都要有性的权利。”让她哭笑不得的是，她认为自己是在热心提醒一些人:你们的性权利受到侵害了。她是要去保护他们的合理性权利。但现在，“一些人就要跳出来说，我们是没有权利的！我不要！你为什么要给我权利？”

　　此前的数次争议对李银河的影响都不大，唯有南京事件，因为感觉被媒体歪曲事实，李银河认为自己被妖魔化，突然被扔进了一个战场，“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权利，无论他(她)是同性恋、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怪癖，有什么欲望，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为他们的权利辩护。”

　　李银河的采访收费是有细则的，有几项是例外，不收费，比如公益类跟艾滋病有关的话题。我跟她谈起 “最好的性管理者就是疾病”——没想到，这引起了她的强烈反弹：“这离事实差得太远！我们的性从来不是放任自流，没有人管的。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法律太过严厉。”

　　李银河对于太过严厉的“管理”性的法律印象深刻。早在几年前，她就写了《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把涉性的法律中，她认为有问题的都梳理了一遍。那些法律中所公布的案例，经常让她大吃一惊。比如这样一则：“被告人陈X平自1971年来，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引诱女青年上钩后，继而利用淫秽书画等腐蚀手段，在洛阳、郑州、北京等地先后奸污妇女25名 (其中未婚女青年20人)；猥亵女青年24名。此外，陈在奸污、玩弄王XX等13名女青年过程中，拍摄淫秽照片59张，冲洗后装订成两册，用来腐蚀引诱女青年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判处死刑。”

　　李银河认为这个案例是没有受害者的行为，属于道德败坏。“如果法律以整肃道德为目标，公民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应当被绳之以法。按照这个案例的标准，唐璜如果身为中国公民，是应当判死刑的。”这样的法律让她觉得“很恐怖”。

　　时隔多年,这种法律已经不执行了，但李银河认为只要它还在那儿，就会像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那儿，就有它的作用，无论是掩耳盗铃，还是真的有威慑力。

　　李银河一直喜欢引用福柯的理论，比如福柯认为“性不应该成为一切立法的对象”。但和福柯不同的是，她认为强奸罪要保留。而后用道德来规范婚外性行为。“与福柯的设想相比,中国的性法律实在是过于严厉,道德惩戒的性质也过于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