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从官方或社会通常认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它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明显带有犯罪和违法的特点，如拉皮条、仙人跳、调戏奸淫、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办妓业、散播淫乱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所谓平民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包容了一个极宽泛的社会阶层，如农民、雇工、手工业者、小商贩、自由职业者和城镇普通市民等。这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只能利用统治者的某些开明决策或疏漏松动之处来争取一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皇恩浩荡”或天下太平时，他们也许可以安居乐业、生作养息；“龙颜大怒”或天下大乱时，他们便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这个阶层只有少数有幸可能成为政治或经济的暴发户，因此，大多数人在垂羡发财者的同时，又无奈地向往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平民阶层是一切社会的最后最广的基础，它可以分化为其他阶层，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时，就会成为破坏既定社会的最大冲击力量。

　　平民往往是一个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既定伦理规范的盲从者和牺牲者。特权阶层在自己当“花和尚”时，却让他们甘当“苦行僧”。他们在性行为和婚姻模式上没有任何特权。在两性关系上，只有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才实行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会控制的松紧程度，或许干一些越轨出格的性行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势力惩罚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们。

　　平民不可能成为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演变的开路先锋。

　　三次性偏化

　　在漫长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锢之后，中国现代出现过三次大的所谓性偏化。

　　第一次“性偏化”主要发生在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

　　当“德先生（Mr.Democracy）”和“赛小姐（Miss Science）”开始闯入中国封闭的社会中时，传统的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城市的市民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向往一种个性解放，除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某些诉求外，最重要地表现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由选择和反封建意识。

　　在当时，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钱钟书、张恨水、郭沫若、谢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和影艺界人士等性观念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不仅与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的姑且不谈，就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正统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好几代人。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和身世遭遇就明显反映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决定投海自尽时遇到余永泽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后来因志向不同，产生隔阂和冲突，终于分手。林道静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对学生领袖卢嘉川由崇拜到爱慕，但因后者的牺牲终成遗憾。后来，她又遇上了另一个学生领袖江华，再次堕入爱河。书中专门描写了林道静与江华的“一夜风流”。对这一点，当时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读者们，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时，又不禁大为困惑，一个女革命者能像这样“乱搞男女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