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在荷兰召开过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大会开始就有很多人抗议，抗议美国政府。”戴志澄解释说，这个会议最初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但当地法律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会议不得不转到荷兰召开。让戴志澄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荷兰官方表态，欢迎艾滋病感染者到荷兰定居。

　　当时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个小众问题，戴志澄说，国内还没有声音反对这些法律。

　　“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误解，艾滋病是外国人的病，只要外国人不进入中国，我们就会安全。”万延海认为，这一思路带来的后果，是对自身防护的弱化。

　　国门打开的特例

　　虽然国际上的批评并没有改变中国法律，但在一些特殊时刻，国门临时向艾滋病感染者敞开。

　　1995年4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一条特别的消息———“我国已同意9月间在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时，准许国外女性同性恋者及艾滋病患者入境。”

　　在这届大会中，4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来到北京。

　　著名作家萧乾看到这条新闻后，著文评价说：“这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特殊现象已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表现出开放中的我国，力图克服固有的成见，做与现代社会并驾齐驱的努力。”

　　民间防艾人士万延海回忆说，由于参加妇女大会有各类社会团体，其中包括一些性从业者代表和艾滋病感染者代表。按照中国的法律，他们将不能合法地进入中国，这一度引起了这些团体的异议。

　　戴志澄说，事实上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也曾对艾滋病感染者解除禁令。“这些都是特事特办”。

　　几乎与此同时，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国内民间防艾组织的出现，国内也开始出现修改法律的声音。

　　国内的反对声音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讨论制定艾滋病防治的专门法律。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楯在会议上提出，应该将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取消。“感染者入境并不见得会传染给别人，这是一个过时的手段，而且在价值理念上包含了歧视。”让他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当时并未被采纳。

　　位于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团体“爱之方舟”的负责人孟林说，1990年，在感染艾滋病后，他开始注意到国内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对这种歧视的感同身受，也让他认为，我国需要修改这些法律。

　　而随着一些国际防艾机构进入中国，矛盾更加凸显———由于一些国际防艾组织成员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限制他们入境的法律，甚至开始成为阻碍防艾工作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