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庄永志长期以来一直在关心艾滋病患者的手术问题，不久前，他给我送来了几万字的材料，都是全国各地的艾滋病人由于其他病患儿无法做手术的案例，读起来真让人心绪难平：

      黎家明，这位七年前接受《新闻调查》采访的艾滋病患者，由于长期药物的副作用，正经历着肝病，血小板减少，肾结石和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两年来，他到处求医。未暴露艾滋病病情时得到的结论是：手术；暴露之后，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五岁的艾滋病患儿塔塔，因为患有口腔溃疡，辗转多家医院无法手术。43岁的艾滋病患者李大姐，被查出子宫肌瘤，一个简单的手术遭到多家医院拒绝。众多这样的案例积累起来，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揭示了在今天的中国艾滋病人生存的真实现状。歧视，即便是在医务人员当中，仍然相当严重，而这种歧视本身，正在威胁着艾滋病人的生命。黎家明在给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说，如果这一现状得不到改变，许多艾滋病患者，将不是死于艾滋病，而是非艾滋病！

      我们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条例》早有规定，医疗机构不得推诿或拒绝对艾滋病人的其他疾病的治疗，但在现实当中，许多综合医院，均以各种理由在拒绝艾滋病人的就医和手术，而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许多传染病医院，又缺乏实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条件。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许多艾滋病患者，在病痛中等待，在等待中逐渐绝望。

      关于艾滋病人手术难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都曾出现。大约在十年前，美国《六十分钟》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当时美国的一个州为了防止医生以其他理由拒绝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出台了一个规定，不容许在手术前检测患者是否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此举在外科医生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医生们认为，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患者做手术，是对他们本身健康的威胁。而患者们则认为，只有这样的规定才能保护他们正常手术的权利。当时，艾滋病还没有找到鸡尾酒疗法，艾滋病和死亡基本上是同义词。但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国，中国的香港还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艾滋病人已经不需要住在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就诊，他们的就医和手术都和普通患者享受着同等的对待。这其中，既有技术的更新，也有人们观念的进步。

      艾滋病人的手术给医生带来的风险究竟有多高？国际上的统计数字是0.33%，在手术中一旦因为血液、体液污染，或者被针头、手术刀剪子刺破皮肤而发生职业暴露，只要在四小时内采取紧急处理，服用三周的药物，就可以将感染的风险降到十万分之四。这个风险已经小于在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普通外科手术和职业护理给医生和护士带来的风险。2004年，卫生部发布了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还建立了四个职业暴露者应急处理中心，但这一切，仍然没有改变目前艾滋病患者手术难的现状。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